戏剧在人类生活中处于什么地位？这是戏剧学中一个带有入门性质的问题。
对世界上的任何事物，要想找出它存在的地位，最好将它与别类事物进行对比、区分。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为该事物逐级定性的过程。从大范畴内的区分到小范畴内的区分，每一等级，都会愈益精确地揭示其内在性质。但是这对无论哪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是困难的，因为并非任何研究者都有全面把握现实世界的广博知识和逻辑方法，而这两方面却是解决这个问题所不能缺少的。
渊博和精深的亚里士多德正是具备了这两方面的条件，他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一一找到了各自在广袤的天地中所处的地位。于是，人类浩瀚的知识在他面前，就像书库里一排排分类清晰的书架上的图书，有条不紊、各得其位。他在确定戏剧所处部位时的基本思路是：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把其中具有创造性的科学划分出来，称之为广义的艺术；在广义的艺术中，以是否“模仿”为标尺，把具有美学意义的艺术划分出来；在具有美学意义的艺术中，再以模仿的具体特点为标尺，把戏剧与音乐、诗歌、图画区分开来。下分述之。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类在办三件大事：认识、实践、创造，由此产生三类科学。艺术属于创造性科学。他说，“艺术就是创造能力的一种状况”，“就是设法筹划怎样使一种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东西变为存在的”。“创造和行动是两回事，艺术必然是创造而不是行动”。（《伦理学》第六卷）这里所说的“艺术”与后人所习称的艺术不同，是一个包括工艺和技术性制作在内的大概念，因此亚里士多德便进而在其间划分出一个被称之为“模仿的艺术”的较小范畴。
既然已经把问题引入到艺术范畴之内，那么接下来的进一步划分需要由艺术分类学来解决了。亚里士多德认为“模仿的艺术”的内部分类，要动用模仿的媒介、对象、方法这三支标尺。
关于媒介，他说，画家和雕刻家“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模仿许多事物”；演员、歌唱家、朗诵者“则用声音来模仿”；史诗“只用语言来模仿”；而戏剧则“兼用上述各种媒介，即节奏、歌曲和‘韵文’”，“交替着使用”。
关于对象，他指出了各种艺术在表现人物时的不同选择性，即便在戏剧内部，悲剧和喜剧的模仿对象也不一样。
关于方式，他说，史诗“时而用叙述法，时而叫人物出场”；抒情诗“始终不变，用自己的口吻来叙述”；而戏剧则要求演员“用动作来模仿”。（《诗学》第一、二、三章）
与上下左右各个门类的种种不同，合在一起，就显示了戏剧所处的逻辑地位，以及它与远亲近邻们各各有别的基本特征。亚里士多德把这部分论述内容置之《诗学》之首，是颇具深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