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瓦洛在这里所谓的“情理”，有时也称之为“常情常理”，其含义是“永远不稍涉荒诞”，“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布瓦洛认为，只有不违背理性的真实才是可信的。他写道：
切莫演出一件事使观众难以置信：
有时候真实的事很可能不像真情。
我绝对不能欣赏一种背理的神奇，
感动人的绝不是人所不信的东西。
所以，他一再强调：“切不可乱开玩笑，损害着常情常理：我们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
在古典主义者的眼光中，一切文艺样式都应该“与理性完全相合”，布瓦洛说，戏剧尤其应该这样。他认为，史诗可以更多地凭借神话，而戏剧却要受到更苛刻的“情理检验”。因为“舞台前面有的是内行人吹毛求疵”，“观众买了入场券就买了骂的权利”。
笛卡儿的《方**》不同，戏剧体现理性是具体而形象的，它的合情合理又要模仿自然，与生活真实联结起来，求得逼真。因此，向喜剧作家呼吁：
因此，你们，作家啊，若想以喜剧成名，
你们唯一钻研的就应该是自然，
谁能善于观察人，并且能鉴识精审，
对种种人情衷曲能一眼洞彻幽深；
谁能知道什么是风流浪子、守财奴，
什么是老实、荒唐，什么是糊涂、嫉妒，
那他就能成功地把他们搬上剧场，
使他们言、动、周旋，给我们妙呈色相。
搬上台的各种人处处要天然形态，
每个人像画出时都要用鲜明的色彩。
人性本陆离光怪，表现为各种容颜，
它在每个灵魂里都有不同的特点；
一个轻微的动作就泄露个中消息，
虽然人人都有眼，却少能识破玄机。
从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古典主义剧作家成功的关键，那就是“处处要天然形态”。当然也应看到，从模仿的范围来说，布瓦洛所说的唯一钻研的对象“自然”并非那样开阔，而是有着一个重点圈域：“研究宫廷，认识城市。”从模仿的格调来说，主要展示古典主义的高雅风致，不求平民化。在这方面，布瓦洛甚至对莫里哀也不大满意，认为他在模仿的格调上不合标准。他说：
就是这样，莫里哀琢磨着他的作品，
他在那行艺术里也许能冠绝古今。
可惜他太爱平民，常把精湛的画面
用来演出那些扭捏难堪的嘴脸，
可惜他专爱滑稽，丢开风雅与细致，
无聊地把塔巴兰硬结合上泰伦斯，
史嘉本在那可笑的袋里把他装下，
他哪还像是一个写《恨世者》的作家！
这是正统古典主义对于偏离者的纠正，是古典主义的自我限定。当然，也显示了古典主义的“情理”与真实的距离。
“专以情理娱人”这个提法的另一个重点是“娱人”。布瓦洛说，戏剧应该叫人赏心悦目，也能够叫人赏心悦目，狰狞的怪物、惨痛的呼声、惊惶的震骇，都应当而且可以表现得有趣遣怀、引人入胜。布瓦洛认为，要以“热情”和“豪兴”来驱逐“枯燥议论”。
虔诚地膜拜着理性而又反对枯燥议论，这是古典主义者的高明之处。把理性奉为第一要义而同时又把“动人心、讨人欢喜”列为第一要诀，这表明，他们确实是行家里手。布瓦洛写道：
你对于戏剧既具有高度热诚，
既拿着煊赫诗篇来这里争优赌胜，
你既然想舞台上一演出你的作品，
便能得巴黎群众全场一致的欢心，
你既想你的作品叫人越看越鲜艳，
在十年、二十年后还有人要求上演，
那么，你的文辞里就要有热情激荡，
直钻进人的胸臆，燃烧、震撼着心房。
如果你没有豪兴像风云一样翻飞，
常使我们的心头充满惊怖的滋味，
或在我们灵魂里激起哀怜的快感，
则你尽管摆场面、耍手法，都是枉然：
你那些枯燥议论只令人心冷如冰，
观众老不肯捧场，因为你叫他扫兴，
你费尽平生之力只卖弄修辞技巧，
观众当然厌倦了，不讥评就是睡觉。
因此第一要诀是动人心、讨人欢喜：
望你发明些情节能使人看了入迷。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布瓦洛认为戏剧的要素是情感、引人入迷的原因是情节。如上所述，他又反复论述情感要合乎理性的分寸、情节要受理性的指挥。因此，他所说的“动人心、讨人欢喜”，也就是“以情理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