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德罗以醒目的笔触在他的戏剧学典册中不断地写着“真实”、“自然”这两个词。
“任何东西都敌不过真实”，“如果说在你们的戏剧的最轻微的情节当中有一会儿是自然和真实的，那么你们不久就会觉得一切和自然和真实相对立的东西都是可笑和可厌的”。
狄德罗把真实和自然放到了无与匹敌、不可或离的崇高地位之上，因此他在阐述戏剧原则的时候，全然以此为标准。例如古典主义悲剧习惯于构造一种特殊而又曲折的情节来宣扬先验的伟大感情，狄德罗认为这也是与真实的原则相背离的。他说，“布局愈是复杂，就愈不真实”。他又说：
在各种感情当中，最容易假装的也就是最容易描绘的。伟大的心灵就是其中之一；它到处包含着我所不能名言的虚伪的、过火的东西。
戏剧的真实是一种特殊的真实。对这个问题，狄德罗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作了新的、更系统的阐述，他也把戏剧与历史、哲学作了比较。历史真实不是戏剧的艺术真实，这是亚里士多德早就论述过的，但是社会上总有一些自以为懂历史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喜欢拿着历史教科书来指摘艺术作品。因此狄德罗更具体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问，戏剧作品总会大胆地虚构或改动历史事实，为什么连那最严谨、最有学问的历史学家也能愉快接受呢？他说：
历史学家只是简单地、单纯地写下了所发生的事件，因此往往没有能力把事件中的人物突出；也没有可能去感动人，去提起人的兴趣。如果是诗人（指“戏剧诗人”，即戏剧家。——引者）的话，他就会写出一切他以为最能动人的东西。他会设想出一些事件。他会编写出一些言辞。他会对历史添枝加叶。对于他，重要的一点是做到惊奇而不失为逼真。他可以做到这一点，只要他遵照自然的程序，而只要自然，就能把一些异常的情节结合起来，使它们为一般情况所容许。
这里所说的“逼真”，他解释为“谎言和真实的巧妙结合”，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说谎说得圆”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巧妙结合，因概括、提炼而克服了历史事实的偶然性和个别性，具有了必然性和一般性。
然而，这样的真实并非戏剧所独有，哲学也讲求比历史“更普遍化”的真实，那么，戏剧与哲学的真实又有何不同呢？狄德罗说：
诗里的真实是一回事，哲学里的真实又是一回事。为了存真，哲学家说的话应该符合事物的本质，诗人只求和他所塑造的性格相符合。
诗人善于想象，哲学家长于推理，但在同一意义下，他们的作为都可能是合乎逻辑的或不合逻辑的。说他合乎逻辑或说他具有了解诸般现象必然联系的经验，这原是一回事。
至此，狄德罗提出了一个关及艺术本质的重要概念，那就是“合乎诸般现象必然联系”的“想象”。想象，本是人的心理机制，“是人们追忆形象的机能”，但包括哲学家在内的一般人，常常只能把这种追忆的内容按一定程序有规律地组合起来。只有艺术家，才能让这种理智的追忆过程进入到一个“不抽象”、“不一般”的阶段，“获得某一种明显的形象表现”。在这一阶段，理智未曾被驱逐，但它“休息”了。
既然形象和想象得之于合乎必然联系和一般程序的“追忆”，那么它们本身也就不应违背必然联系和一般程序。艺术家“不能完全听任想象力的狂热摆布，想象有它一定的范围。在事物的一般程序的罕见情况中，想象的活动有它一定的规范。这就是它的规则”。
狄德罗很少提到规范和规则，但却把它们加给了想象。当“想象”进入了某种“规范”和“规则”，那就成了“形象”。艺术的特性就在这里，艺术与历史和哲学的根本区别也在这里。狄德罗的这一论述，前无古人。
狄德罗所强调的那种足以控制“想象”的“规范”和“规则”是什么呢？与古典主义不同，狄德罗认为最后规则和唯一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然”。
狄德罗处处反对“伤害自然性”，他甚至于大声呼吁：“自然，自然！人们无法违抗它。”“千万不要让旧习惯、旧偏见把我们淹没，我们要看的，只有自然和真实！”
说到“真实”，狄德罗又反复说明，这不是在说历史的“真实”、哲学的“真实”，而是指观众所感觉到的“自然”、“天然”。观众在享受艺术时，只在乎“自然”和“天然”。那就是剧场里的“真实”。
狄德罗说：“群众并非永远知道要求真实。当他认假作真的时候，可以历几百年而不觉察，可是他对天然的事物还是敏感的；当他一旦获得印象，就永远不会把它全部丢掉。”几百年的颠倒，靠着“自然”可以取信于剧场。同样，以真实战胜颠倒，在剧场中也要依赖“自然”来完成。总之，诉诸观众对于“自然”的敏感和信任，就是直观性艺术达到真实性效果的重要途径。
“自然”并不排斥异常，却应该排斥异想天开的荒谬奇迹。戏剧既要异常而不平淡，又不能依赖荒谬，这中间有一条游丝般颤动的界线。
对此，狄德罗有一段重要的论述。
有时候在事物的自然程序里也有一连串的异常的情节。区分惊奇和奇迹的标准就是这个自然程序。稀有的情况是惊奇，天然不可能的情况是奇迹。戏剧艺术，摒弃奇迹。
假使大自然从来不以异常的方式把事件组合起来，那么戏剧家在超出一般事物简单平淡的统一性而想象出来的一切，就会不可信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戏剧家怎么办呢？他要么就是采纳这些异常的组合，要么就是自己想象类似的组合。不过，在自然界中我们往往不能发觉事件之间的联系。由于我们不认识事物的整体，我们只在事实中看到命定的相随关系，而戏剧作家要在他的作品的整个结构里贯穿一个明显而容易觉察的联系。所以，比起历史学家来，他的真实性要少些，而逼真性却多些。
撷取自然程序所容许的异常组合，并揭示其中的必然联系，这就是戏剧艺术的秘密。在戏剧中，这个自然程序比历史真实更凛然不可侵犯。
对于“自然”与“异常”的关系，狄德罗巧妙地以一个数学方程式来加以说明。他说，艺术想象作为方程的一边，而方程的另一边照例是正项和负项的组合，正项可代表共同的一般环境，负项可代表异常的环境，“它们应该互相增减以求平衡”，结果便是艺术想象这一个“常数”。
换言之，戏剧虚构中的一般情况、自然状态要与特殊情况、异常状态两相平衡、两相制约，“损有余而补不足”。如果合乎一般自然程序的事实太平淡无奇，你就要借助于异常组合去加强；反之，如果异常过火，则应用自然而普通的东西去冲淡、去稀释。
两相比较，狄德罗更注重自然、一般、共同、普通。他说：“你必须用许多普通的情节来补充、来扶持你的惊奇之处，而我所重视的正是这些普通情节。”原因不难明白：普通情节是自然程序的正常体现，而异常情节则是自然程序的特殊体现，没有正常的东西作为根基，特殊的东西就有可能离逸自然程序。
对狄德罗来说，与其过于奇异，宁可平淡一点。他反对一切“过分”，反对夸张，甚至反对对善的过分美化和对恶的过于丑化。他说：“无论过分美化或是过分丑化，我都不能容忍。善与恶同样也可能被刻画得过分。”狄德罗是主张戏剧惩恶扬善的社会教育作用的，但即使如此他也严守自然分寸。
狄德罗对于“自然”的着力追求，甚至使他预见到了一种更散淡、更内在、更心理、更日常化的艺术方式。他举“对话”为例，来说明这种艺术方式的特点：“如果对话当中所问和所答的联系只凭如此细微的感情、如此难以捉摸的思想、如此瞬息变幻的心灵活动、如此无关紧要的道理，以致问答之间好像毫无连贯，那些生来就不能在这样的境况中有这样的感受的人尤其觉得是毫无连贯，那么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对话更难写的了。”
狄德罗对这种艺术方式向往到这种地步：他仅仅引述了前人剧作中接近这种方式的一些断章残句，就讲开了这样动情而又风趣的绝话：
假使我有一个儿子到这里还不能理会其中的联系，我宁愿没有这么个儿子。
狄德罗凭借着自己对“自然”的皈依，依稀眺望到了一种浑然无痕、意蕴绵远的艺术境界，因此已经神醉心迷到连儿子也可以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