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担心，戏剧艺术在处理多种冲突时，不由自主地沉埋到冲突里面去了，而忘了基础、忘了目的。因此，他一再强调，所有的冲突都为了表现“对人类具有普遍主义的旨趣”，或简称“人类普遍旨趣”。
黑格尔警告，由于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很多作品往往会过于注重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这样的作品，很难在其他民族和其他年代立足，因此很容易消逝。优秀的作品也需要有自己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但背后真正占优势的却是人类普遍旨趣。
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黑格尔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与印度古典剧本以及卡尔德隆的剧本作了比较。婆罗门的宗教生活和僵化的天主教义使那些表现它们的剧本无法为更多的观众长久地欣赏，但莎士比亚剧作的观众却日益增广，“因为它们尽管具有民族的特点，其中占很大优势的却是普遍人类的旨趣”。世界上不欢迎莎士比亚的地方也有，但那不是出于观众心理的抵拒，而是狭隘而特殊的清规戒律在某些民族的艺术领域里作祟。可以与莎士比亚比拟的是古希腊戏剧，它们在题材方面也是任何时代都不会丧失其效果的。反之，如果戏剧只写那些“只是由某一民族的时代风尚所决定的非常特殊的人物性格和情欲，那么，”黑格尔指出，“不管它有多少其他优点，它也就愈易消逝”。
黑格尔在《美学》中，花费不少篇幅论述使艺术“愈易消逝”的那种反面力量，他称之为“历史的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这么一个长概念乍一看很难理解，但分拆开来就清楚了。我们许多艺术家，太注重“历史”，太注重“外在”，太注重“现象”，太注重“个别”，太注重“定性”，结果，五条绳索，把人类普遍旨趣扣死了。黑格尔把五条绳索搓成了一条，我们细细一读，就知道他反对什么了。
但是，在论述了这个美学主题之后，黑格尔立即指出，当人类普遍旨趣一旦进入艺术，还必须摆脱空洞、抽象、宏大。唯一的办法，是化为一种“有生命的实际存在”。这是普遍旨趣的个别化和具体化。
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删略无关宏旨的外在因素，把戏剧人物的性格写得生动具体。正是活生生的戏剧人物，给了普遍旨趣以可感的生命。
对于这种既普遍又具体的人物形象，黑格尔作了一个概括。这个概括后来流传很广，成为艺术领域的熟语：“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满的有生气的人，而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黑格尔主张内在化，反对表面化；主张有机融合，反对特征凑合；主张在冲突中刻画出生动性；反对在宁静中作平面描绘。
他虽然着眼于普遍旨趣，却又深深懂得如果人物性格“只是一些抽象旨趣的人格化”，那就“简直不会产生效果”。但是，如果具体了，却是表面的，那又会成为寓言式人物，不成其为戏剧性格。
黑格尔认为，这里的关键，是塑造出生气贯注的人物，把整体渗透到个性中，而不是把多种特征串联，排列在一起。
他说：
戏剧人物必须显得浑身有生气，必须是心情和性格与动作和目的都互相协调的定型的整体。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特殊性格特征的广度，而在把一切都融贯成为一个整体的那种深入渗透到一切的个性，实际上这个整体就是个性本身，而这种个性就是所言所行的同一泉源，从这个泉源派生出每一句话，乃至思想、行为举止的每一个特征。把许多不同的特征和活动串在一起，尽管也形成一个排列成的整体，却不能显出一个有生气的人物性格。
这段话的正确性和深刻性，显而易见。
说到这里，我们还是要回到黑格尔的出发点。
黑格尔对于“人类普遍旨趣”的坚持，使他找到了艺术上的一个对立面，那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历史的外在现象的个别定性”。避开了这条死路，他却又指出了一条活路，那就是为“人类普遍旨趣”塑造“具体的生命体”，也就是“有生气的人物性格”。
把“人类普遍旨趣”变成“具体的生命体”，这也就使艺术作品中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整体，都是一个世界。
这样的艺术哲学，高屋建瓴，令人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