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不喜欢古典主义的单一、整齐。他说，古典主义就是修剪考究、整齐划一的皇家花苑，而真正的艺术需要的，是蔓枝丛生、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那也就是说，必须走出单调、呼唤完备。
在艺术样式上，最完备的就是戏剧。雨果说，在人类艺术史上，抒情诗和史诗是不完备的，而戏剧则把它们和别的艺术都包括了。因此，要说诗，戏剧就是“最完备的诗”。
为此，他作了一个美丽的比喻：
原始的抒情诗可比喻为一泓平静的湖水，照映着天上的云彩和星星；史诗是一条从湖里流出去的江流，反照出两岸的景致——森林、田野和城市，最后奔流到海，这海就是戏剧。总起来说，戏剧既像是湖泊，照映着天空，又像是江流，反照出两岸。但只有戏剧才具有无底的深渊和凶猛的风暴。（《〈克伦威尔〉序》）
这种把时代特征与艺术样式的特征联系起来的观念，使雨果把戏剧看成是近代诸艺术发展趋向的归总。他说：“在近代诗中，一切最后总要归结到戏剧。”
雨果所说的完备，还包括崇高优美和滑稽丑怪这两种格调的结合。这显然与古典主义者独尊崇高优美的作风有很大的不同。
那些学究们有两道防线。第一道是从根本上否定滑稽丑怪可进入戏剧领域。当这道防线守不住了的时候，他们就进入第二道防线，那就是反对戏剧中滑稽丑怪和崇高优美的结合，而是主张它们各守其位，互不相犯。
对于第一道防线，雨果没有多加理睬，因为莫里哀等人的剧作本身已显示出这些守卫者们的愚蠢。雨果在《〈克伦威尔〉序》中以很多的笔力论证了第二道防线的荒谬，即论证了滑稽丑怪和崇高优美两相结合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他认为，“戏剧就是滑稽丑怪与崇高优美的结合、灵魂与肉体的结合、悲剧与喜剧的结合”，过去有人习惯于把戏剧的严肃乐趣和取闹乐趣划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而浪漫主义则要求“把这两种乐趣加以捣碎并混合在一起”，使观众从严肃到发笑，从感受到滑稽到感受到痛苦。喜欢用比喻的雨果对此概括道：“浪漫主义的舞台把古典主义剧院中那一味被分为两部分的药，变成了一道美味丰富、引起食欲的精致的菜肴。”
这两极融合的依据，是“相反相成”的生活逻辑：
我们在什么地方看到过没有背面的奖章？哪一种才能不随着它的光明也带来阴影，随着它的火炬也带来烟雾？某一种污点只可能是某一种美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后果。这种不协调的笔法，虽然对人有些刺激，但它使效果更完全，并且使整体更突出。如果删除了丑，也就是删掉了美。独创性就是由两个方面所组成的。天才必定是不平衡的。有高山必有深谷。如果用山峰来填平山谷，那么就只会剩下荒原和旷野，没有阿尔卑斯山了，只有沙布龙平原，没有雄鹰了，只有百灵鸟。（《〈克伦威尔〉序》）
把这种生活逻辑落到戏剧上，雨果仍以比喻来说明问题。他说，莎士比亚就像橡树一样，会有奇特的姿态、扭结的枝干、浓黑的叶丛、硬涩而粗糙的树皮。同样，博马舍也有苦闷的一面，莫里哀也有消沉的一面。这一面，那一面，组合成了内在的对比性。
戏剧因重重对比而走向完备。但是，雨果又不赞成搞成五光十色的万花筒。他认为，好的作品，必然会把各种“色彩”、“气息”由外至内，再由内向外，自然弥漫。他以“地方色彩”和“时代气息”为例，发表如下意见：
地方色彩不该在戏剧的表面，而该在作品的内部、甚至作品的中心，它生动而均匀、自然而然地由内而形之于外，可以说是流布到戏剧的各部分，正像树液从根部一直输送到树叶的尖端一样。戏剧应弥漫着时代气息，像弥漫着空气一样，使人只要一进去或者一出来就感到时代和气氛都变了。（《〈克伦威尔〉序》）
他的这一观点，与浅薄的浪漫主义有着很大的不同。